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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凯蒂小组的欧洲自救宣言:将欧洲从破坏性的

日期:2018-12-16 16:37

近年来,欧洲各国左右翼的激进人士对欧盟的批判愈演愈烈。随着英国脱欧的邻近,以托马斯·皮凯蒂(Thomas Piketty)为首、来自六个国家的50多位经济学家,历史学家和前政治家共同提出了一个宣言,为解决分裂、不平等、不公正和右翼民粹主义等问题制定了一份蓝图。宣言中指出,欧盟的机构陷入一种了只惠及富人的“技术官僚危机”,宣言提出组织一个欧洲理事会,用每年八千万来自税收的预算来解决贫困、移民、气候变化和欧盟“民主缺陷”等紧要问题。意大利前总理马西莫·达莱马(Massimo D”Alema)、比利时政治科学家和查力瓦市市长保罗·麦格纳(Paul Magnette)、英国前总统戈登·布朗(Gordon Brown)的顾问迈克尔·雅各布斯(Michael Jacobs)都在宣言上签了字。

不过,正如《卫报》记者Jennifer Rankin的报道中,由于该项目把各国所获的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距限制在该国GDP的0.1%以下,布鲁盖尔(Bruegel)智囊团董事贡特拉姆·沃尔夫(Guntram Wolff)对该项目表示了质疑:“如果跨国转移的资产额度只有0.1%,为什么要在欧洲层面上做这件事呢?”事实上,在此倡议之前,各国自愿合作订立经济制度的尝试已屡次失败。如德法两国关于公司税和数字税的讨论,和欧洲设立金融交易税的尝试。许多欧洲外交官也抱怨,缺乏领导的状况阻碍了欧盟改革议程的执行。

《宣言》在本周同时发于《卫报》、《世界报》、《Der Spiegel》、《La Vanguardia》、《Gazeta Wyborcza》、《La Repubblica and Politiken》。

欧盟多个国家都选出了反欧洲的政府,英国脱欧也正临近,情况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了。我们不能不对当今的欧洲做出根本性的改变,而只等着下一次脱离或进一步的解体。我们的大洲在一些政治运动中被卡住了,这些运动的计划仅限于追捕外国人和难民,另外,还有些人虽然自称欧洲人,事实上却依然认为,一个政治计划中有彻底的自由主义和扩大化的竞争就足够了。他们没有意识到,正是社会性目标的缺乏导致了如今这种想要离弃欧洲的感觉。

有些运动试图结束这场灾难性的对话,开始谈到持续了十年经济危机后产生的结构性问题。这一类对欧洲来说至关重要的状况并不少见:对公共部门,特别是培训和研究部门的结构性投资不足、社会不平等的加剧、全球变暖加速,以及移民和难民收容危机。但这些运动往往很难制定出条理清晰的替代方案,也难以确描述他们希望如何组织未来的欧洲。

正因如此,我们这些来自不同背景和国家的欧洲公民,要在今天发出呼吁,要求深入改革欧洲的机构和政策。我们的宣言包含具体的提议,尤其是民主化协议项目和预算项目——我们已经把它们全部公之于众了。我们的想法不一定完美,但也有些价值。公众可以查阅它们,加以改善。这些想法基于一个简单的信念:欧洲必须建立一个新模式,以确保其公民实现公平、持久的社会发展。要想说服他们,唯一的办法是放弃含糊、理论化的承诺。欧洲若要恢复与其公民的团结,就只有拿出具体证据,说明自己有能力实现合作,让那些从全球化中获益的人为公共部门的融资做出贡献。这意味着大公司要做出比中小企业更多的贡献,最富有的纳税人要比贫穷一些的纳税人付出更多。目前情况却并非如此。

我们的提议的基础,是设立一笔民主化预算,并由一个有独立权力的新欧洲理事会进行辩论和表决。这样欧洲就终于有了一个能即时应对危机的公共机构,并在基于团结的持久经济框架内,提供一系列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服务。《罗马条约》中关于“生活与工作条件的和谐化”的承诺最终将不再是空话。

如果欧洲议会愿意,这笔预算将由四大欧洲税收提供资金,这是欧洲团结的具体标志。它将关涉到到大公司的利润、最高收入(每年超过20万欧元的部分)、拥有大量资产者(超过100万欧元)和碳排放(至少每吨30欧元)。如果按照我们的提议,把预算定为GDP的4 %,这笔资金将能够资助研究、培训和欧洲的大学,资助有野心、以调整经济增长模式为目的项目,移民的接收与融合,并支持那些参与和推进这一转变的人。这也能给各成员国的预算提供些回旋余地,以减少对工资或消费造成压力的累退税。

这种做法并不是在整个欧洲制造支付的转移——从“品德高尚”的国家拿钱给那些不那么高尚的国家。这个项目把一个国家扣除的支出和所获收入之间的差距,限制在该国GDP的0.1 %以下,只有各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,才能扩大这一差距。如果有这方面的共识,收支差距的上限还可以提高,但问题主要在于减轻各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,并为所有欧洲人的未来而投资,而不在于解决国家之间的不平等。但以上这些考虑不适用于那些平等地惠及所有国家的支出,比如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。由于民主化预算资助的是对每个国家都有好处的欧洲公共产品,它事实上也将增强各国间的凝聚力。

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,但也必须让欧洲摆脱目前的技术专家制的僵局,因此我们提议设立欧洲理事会。这样有关新的欧洲税以及民主化预算的辩论和投票就可以开展。欧洲理事会可以在不改变现有欧洲条约的情况下设立起来。

理事会自然必须与现有决策机构沟通(尤其是欧元集团,欧元区国家财政部长每月在此举行非正式会面)。但当出现分歧,最终决定权应属于理事会。不然,它成为新跨国政治空间所在地,让政党、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最终能在此表达意见、互相协调的能力,就会受到妨碍;而且由于最终是要把欧洲从政府间谈判永恒的惰性里解救出来,如果理事会没有最终决定权,它的实际效力也将岌岌可危。我们要记住,欧洲联盟现行的在财政方面一致同意的原则,多年来一直妨碍着任何欧洲税的颁布,放任富人和流动性最强的人长期通过财政倾销(fiscal dumping)避税;尽管人们对此已经谈论了不少,这种做法如今依然存在。若是不制定其他的决策规则,这种情况还会延续。

鉴于新成立的欧洲理事会将有能力接收税收,进而影响国家民主的内核,财政与社会方面协议、国家及欧洲议员必须在其中发挥核心的作用。因此我们在民主化条约(网上可见)中提出,欧洲理事会80%的成员都应当出自各国的议会,剩下20%来自现有的欧洲议会。这一选择还值得进一步讨论,尤其是,我们的项目也可以把各国国会议员的比例设置得更低(比如50%)。但我们认为,把这一比例降得过低可能会有损于欧洲理事会的合法性,因为这样它就会把所有欧洲公民都引向新的社会及财政条约,国家选举和欧洲选举之间合法性的冲突会迅速威胁到这个项目。

于是,国家选举事实上也会转变为欧洲选举。国家选出的成员不能再简单地把责任带到布鲁塞尔,而是必须向选民解释他们打算在欧洲理事会中支持哪些项目和预算。通过把国家和欧洲议员聚集在一个理事会中,共同治理的习惯将逐渐形成,而目前这种习惯还只存在于国家元首和财政部长之间。

我们现在必须迅速采取行动。若是所有欧盟国家——尤其是欧元区四个最大的国家(占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口的70 %以上)——都能立即加入这个项目,是更好的,但按照这一项目的设计,无论哪些国家愿意都可以采纳并实施它。希望采纳这个项目,立刻开展行动的人现在就可以开始了。我们都必须负起责任,参与进有关欧洲未来的详细、建设性讨论中,以免我们的大洲在破坏性的分裂中陷得更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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